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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百零五万日军还在中国土地上，冈村宁次听到投降消息时，第一反应不是认输。
他把这件事看成四个字： 晴天霹雳 。
一九四五年八月，南京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。
冈村宁次手里握着华北方面军、第六方面军，以及分布在华中、华南多地的日军部队。
这个数字不小。
二十七个师团，三十四个独立旅团，约一百零五万人。
他心里还存着一层侥幸：太平洋战场垮了，不等于中国战场也垮了。
可东京已经撑不住了。
八月六日，广岛遭原子弹轰炸。
八月九日，长崎遭原子弹轰炸。
同一天，苏联对日宣战，关东军防线迅速崩塌。
冈村宁次在南京听到风声时，先是不信。
他没有说话。
在他眼里，中国派遣军还没有被歼灭，部队还成建制，枪炮还在，交通线还抓在手里。
一个在中国打了多年仗的侵略军总司令，最难接受的，偏偏是本土先举了白旗。
这不是他的第一次侵华。
一八八四年，冈村宁次出生在日本东京。
日俄战争后，他在日本陆军系统里一路爬升，后来长期插手中国事务。
一九四一年，他接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。
打这以后，华北的村庄、封锁沟、炮楼、扫荡区，成了他军事账本上的数字。
日军在华北推行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，给中国抗日根据地和广大百姓造成深重灾难。
他不是普通败将。
他是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之一。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，冈村宁次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。
到日本投降前，他坐在南京，管着日军在中国大陆的主要兵力。
他自认为还有牌。
八月十日前后，日本准备接受《波茨坦公告》的消息传来，冈村宁次仍不愿低头。
八月十四日，他向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发电，主张排除屈辱的和平，继续把战争打到底。
这封电报，才是真正的第一反应。
不服。
还想打。
冈村宁次不是突然变成了“服从命令”的人。
他先想到的，是中国派遣军还没有全线崩溃；
他先抓住的，是手里那一百多万兵。
可东京没有给他翻盘的余地。
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布《终战诏书》。
南京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里，冈村宁次和一批军官听完广播，局面已经变了。
天皇开口，军令断了。
冈村宁次再不甘心，也知道不能公开违抗。
他随后向部下强调的四个字，是 “承诏必谨” 。
这四个字，听着像服从，背后却是另一层现实：不是他想通了战争罪责，也不是他对中国人民有了悔意，而是日本最高层已经决定投降，他这个前线总司令只能照办。
他低头，不是忏悔。
是战败。
八月十五日下午，朱德总司令电令冈村宁次，要求其所部停止一切军事行动，向八路军、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投降。
同一时期，重庆方面也向日军系统下达受降命令。
中国大地上，胜利的消息传开，侵略军却还没有立刻从每一座城、每一条铁路、每一个据点里退出去。
这才是最扎眼的地方。
战争结束的广播已经响过，枪还在他们手里。
冈村宁次很快变成了“中国战区日本善后总联络官”。
这不是普通称呼变化，而是为了处理日军缴械、集中、遣返等事务。
八月二十一日，冈村宁次派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到湖南芷江洽降。
九月九日，南京，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。
冈村宁次穿着军服，走进投降仪式现场。
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坐在受降席上。
日方代表递交降书，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。
那支笔落下去，中国战区的日军投降手续正式完成。
可冈村宁次的结局，并没有按中国人民期望的方向走。
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六日，上海战犯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。
这个结果引起强烈愤慨。
中共中央随后发表谈话，要求重新逮捕冈村宁次。
他最终回了日本。
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，冈村宁次病死。
那一天，正是日本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二十一周年。
南京受降礼堂里，当年那张桌子前，侵略军总司令低头签字。
纸在桌上，笔在手里， 一百零五万大军，最后只剩一个败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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